西方译者对圣经汉译理论的探索

西方译者对圣经汉译理论的探索
任东升
摘 要: 从唐代到1919年“官话和合译本”问世期间，圣经汉译的主体以来华西方传教士为主。他们在探索圣经汉译方法过程中提出了“本文本意”、“译者的双重责任”、“译者易也”、“非字面翻译”、“文学品味”等翻译思想。这些翻译思想理应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的一部分。
　　关键词: 圣经汉译；西方译者；翻译思想；中国翻译理论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44(2007)01-0087-05
　　
　　Abstract: From the Tang Dynasty when the Bible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to 1919 when the Mandarin Union Version was published,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s were mostly prepared by western translators who came to China as missionaries. These foreign translators, based on their practice of rendering the Bible into Chinese, advanced such ideas as “adherence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a translator's two-fold duty”, “translation involving changes”, “non-literal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beauty”. These translation ideas should be accepted as part of the heritag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Key words: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western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ideas;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1． 引言
　　
　　苏姗·巴斯奈特（Bassnett, 1995）指出，正是从圣经翻译和奈达等当代翻译家的理论阐述中，如今的大部分译学研究才获得了理论根基。圣经翻译活动是世界范围内圣经翻译的一个主要分支，且具有自身的特点。自唐代（公元635年）开始出现圣经译介活动到1919年“官话和合译本”问世这段时期，圣经汉译的主体以西方来华传教士为主。他们从西方带来了《圣经》，在翻译过程中很大程度上遵从西方教会的权威解释和西方圣经翻译传统。但是，置身于缺乏宗教热忱的中国文化这一特殊语境，面对熟读经书的封建士大夫和文人，他们也要探索翻译圣经的有效方法和接受效果。本文试图追索圣经汉译历史，挖掘和整理西方译者提出的圣经汉译思想，明确其在中国翻译研究中的理论价值。
　　
　　1． 唐代的圣经译介：以佛老释耶
　　
　　发生在公元前3－2世纪期间的《希伯来圣经》（即《旧约》）的翻译，产生了著名的《七十子希腊文本》（The Septuagint或The LXX）。此为最早的圣经翻译活动，而古叙利亚文《旧约》译本是仅次于《七十子希腊文本》的古老译本，古叙利亚文《新约》译本是最古老的《新约》译本。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在波斯流传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the Nestorians）传教士阿罗本（Alopenzz）带着“真经”（即古叙利亚文《圣经》译本）来到中国长安，开始翻译《圣经》（但是没有存本。见李传龙,1998:4;文庸,1992:31）。由此可见，欧洲主要的民族语（如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圣经译本的出现均晚于中国的“景教本”。初来中土的西方圣经译者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使自己的宗教概念“本土化”，为此，他们在诠释圣经重要概念时采用了三种方法：
　　1） 用“经”命名自己的典籍，以示《圣经》与中国经典和佛教经典具有相当的文化地位。
　　2） 借用现成的佛、道概念介绍自己的主要宗教概念。如用佛、道两教通用的词汇“天尊”指“上帝”；涉及教义概念的关键词则借用现成的佛教概念和名词，如“妙身”、“慈航”、“真宗”、“功德”等。
　　3） 采用音译翻译重要圣经人物的名字。耶和华音译为“（慈父）阿罗诃”，摩西音译“牟世”。翻译“耶稣”一词，更是十分小心，“耶稣”曾被音译为“移鼠”，后来为了优雅起见译成“序数”、“翳数”。大卫、马太、马可、路加、马利亚分别音译为“多惠”、“明泰”、“摩矩辞”、“卢伽”、“末艳”（邹振环,1996:36-40；李宽淑,1998:16-17）。
　　
　　2． 贺清泰：惟图保存“本文本意”
　　
　　中世纪所有的《圣经》译本和宗教改革前期出现的一些民族语《圣经》译本，均以哲罗姆的《通俗拉丁译本》（The Vulgate, 公元405年）为底本或蓝本。这是因为《圣经》的解释权和翻译权在罗马天主教的教会手里，忠实于法定的哲罗姆译本便成为指导圣经翻译的最高原则。明、清之际，利马窦等天主教耶稣会士陆续来华传教前后约150年，但是没有将《圣经》全部翻译出来，主要原因就是罗马天主教当局独尊哲罗姆译本而禁止将《圣经》翻译成其他民族的语言。虽然在1615年罗马教皇保禄五世答应过来华耶稣会士把《圣经》译成汉语的请求（钟鸣旦，2003），但即使《新旧约全书》可能已经译完，也未付梓（朱维之，1995）。18世纪末，出现了贺清泰（Louis De Poirot,1735-1814）根据哲罗姆的《通俗拉丁译本》译出的白话文《古新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大部分，未付梓）。这个译本包含了圣经汉译史上第一份由圣经译者写的序言“圣经之序”和“再序”，是针对圣经汉译实践所做的首次理论探索尝试。贺清泰首先总结了西方圣经翻译的“忠实”情结和逐字直译传统：
　　 翻译《圣经》的人，虔诚敬慎，唯恐背离《圣经》本意，《圣经》大道即错乱了。那翻译的名士，也知道各国有各国文理的说法。他们不安各国本国文章的文法，完全按着《圣经》的本文文意，不图悦人，惟图保存《圣经》的本文本意。（转引自徐宗泽,1949:19-20）
　　按照贺清泰的理解，《圣经》本是“天主”教千万“愚昧的人”学道理、行道理的书，译者只能“合对本文，全由不得人或添或减，或改说法”（“再序”）。换言之，逐字对译是唯一的翻译方法。“不图悦人，惟图保存《圣经》的本文本意”（“圣经之序”），即绝对忠实《圣经》，对圣经原文亦步亦趋，不去考虑读者的理解能力。可是他心理明白，他的圣经译本要面对的是一个对圣经内容十分陌生的民族，而且读者有两类：一类是“贤人”：“诚心爱求道理，并不管话俗不俗，说法顺不顺”；另一类是“单为解闷”，“单留心话的意思”和“文法”（“再序”）。贺清泰担心第二类读者不喜欢自己的翻译，甚至产生误解。他意识到译文的“中国话不完全，圣经的本意不能明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圣经之序”）。因此，他设计出补充手段让译文读起来流畅、易懂。如用“大字”表示正式译文，添加“小字”来补足意思。此外，贺清泰还发明了“圈点”，用来标记原文的理解难点，把注解写在完整的译文之后。他说如果译文和注解写在一块，“《圣经》的本文就零零碎碎，人难看懂，也不成篇章”（“圣经之序”）。贺清泰还采用“直道”（实线）和“点点”（虚线）标记名词：一条直道表示人名；两条直道表示地名、器物；三条直道表示邪神；点点表示天神。贺清泰的“圣经之序”和“再序”是圣经汉译史上现存的最早探讨圣经汉译问题的文献，涉及五个方面：